刘岩 | 《张医生与王医生》与跨域文化生产脉络中的“东北文艺复兴”话语

《张医生与王医生》与跨域文化生产脉络中的“东北文艺复兴”话语

文 | 刘岩

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

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

【内容提要】

2021年出版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在自身的生产中与跨场域的“东北文艺复兴”话语不期而遇，参照和对话成为其必要的生产条件。因此，分析《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文本生产，既是对“东北文艺复兴”话语的擘肌分理，也是探究被这一主流话语屏蔽的叙事脉络和相关历史经验。

【关键词】

《张医生与王医生》 “东北文艺复兴”话语 跨场域

21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东北”叙事的内爆时刻，围绕着一个地域符号，此前看起来畛域分明的文化生产——流行文化、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仿佛突然消弭了界限，混成难解难分的复合体，彼此契合通感，声息相应。2019年，“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首先由流行歌手提出，迅速成为跨越各种场域的主流话语，被不同身份的文化生产者持续再生产。2021年出版的《张医生与王医生》使这种跨场域的话语再生产凝聚于单一文本，不仅该文本本身具有显著的文类杂糅特征——同时杂糅了非虚构文学写作和社科学术写作——而且作品刚一问世，就获得了知名社科学者、小说家和媒体人的联袂推荐，集中展现着关于“东北”的大众流行话语在知识界的广泛播撒。另外，文本生产与流行话语的关系也是《张医生与王医生》叙述的对象：“在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东北文艺复兴’。……它对我们当然是一种启发。”[1]《张医生与王医生》并非起源于“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而是在自身的生产中与之不期而遇，参照和对话成了生产条件。因此，分析《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文本生产，既是对“东北文艺复兴”话语的擘肌分理，也是探究被这一主流话语屏蔽的叙事脉络和相关历史经验。

一 文本生产与空间生产

《张医生与王医生》的叙事主线是两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医生的成长经历，主人公张晓刚和王平是第一作者伊险峰的中学同学，1980年代他们共同就读于沈阳市第五中学，五中是沈阳大东区的两所省级重点中学之一，生源主要是该区的工人阶级子弟，张、王二位医生及其家庭的故事由此被转喻为以大东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城市叙事。大东区肇起于清代盛京城的东部和北部城关，涵盖清末沈阳近代工业发源地和民国奉系军阀时期建设的两大工业区，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始空间之一，贾樟柯电影《二十四城记》中援建成都420厂、将航空发动机制造工业从东北输送到西南的沈阳111厂正是位于这里。尽管大东区的形成是东北古代城市空间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典型，尽管它所在的沈阳时常被“东北文艺复兴”论者作为老工业城市谈起，《张医生与王医生》明确突出“大东”的城市空间叙事仍然具有陌生化效果，因为景观化的“铁西—沈阳—东北”早已在“东北文艺复兴”话语中成为一种固定的空间叙事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沈河区中街街景

这一景观化模式首先是一种文学批评模式，最早被应用于对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的阅读。这篇小说并未提及“铁西区”——沈阳西部工业区的名字，却被批评家普遍读解为典型的铁西故事，依据是小说中发生罪案的地点叫作“艳粉街”，恰好与因为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而广为人知的工人社区同名，只是小说中的“艳粉街”位于城市“东头”，和铁西区的方位正相反，并且也不是小说主要人物——两个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社区，与此同时，小说以大量铁西区之外的沈阳地标表述了主人公们的生活环境。[2]由此来看，只有屏蔽显而易见的矛盾信息，对整体性的城市空间——小说中的和现实中的——视而不见，才能将从上下文中抽离出的景观符号放大凸显为空间本身。随着班宇、郑执继双雪涛之后享誉文坛，按照“铁西—沈阳—东北”的景观化模式，这三位“80后”沈阳小说家获得了两个可以互换的合称：“铁西三剑客”和“新东北作家群”，二者共同构成“东北文艺复兴”在文学领域的关键词。其中，“铁西三剑客”被普遍承认的命名依据是，他们三人“都是出生在铁西的作家”[3]，以书写这个他们共同生长的地方为特色。但实际上，这个说法仅仅适用于班宇一人。双雪涛生长于和平区红旗广场附近，十岁到十五岁因为拆迁在铁西区艳粉街暂住，其间一直在和平区读书。郑执生长于沈河区大西菜行附近，中学在和平区住校，他的成名作暨代表作小说《仙症》有着极其明晰的沈河—和平地理标志，全篇与铁西区无关。布尔迪厄在讨论“文化生产的场域”时曾指出，“在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之间流通的不仅是经典文本，而且是一整套哲学信条，这套信条附着于知识流言——作为口号在庆祝或论辩中起作用的流派名称、断章取义的引文——学术套话，以及或许格外重要的流派指南”。[4]就有关“铁西三剑客”的主流论述而言，将这段话中的“哲学”置换为“文学批评”是大体适宜的。

沈阳铁西广场的雕塑

不过，作为文学批评流通物的“铁西三剑客”并不是在自律性的文学批评界流通，而是先由地方文宣和主流媒体推广，之后出现专题研究论文。学术影响最大的媒体报道是由人民日报社辽宁分社记者采写的《他们，在同一文学时空相逢》，这篇2019年10月发表的报道通过类比东北作家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方品牌，第一次正式确立了“铁西三剑客”与“新东北作家群”的等值关系：“‘铁西三剑客’的出现代表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再次崛起。”[5]同样是在2019年，以《野狼disco》风靡全国的说唱歌手董宝石提出了“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不仅流行于网络娱乐媒体，而且迅速进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成为“新东北作家群”和“铁西三剑客”的领有词。是年11月，“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大连举行，会议发起人著名学者王德威发表主题报告《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首倡“东北学”概念。尽管王德威在论及双雪涛、班宇等作家时，并未直接使用“东北文艺复兴”“新东北作家群”“铁西三剑客”等词汇，但在文化媒体的报道中，“东北学”却不言自明地隶属于“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更高层级的标题。[6]“东北学”与“东北文艺复兴”共享的话语特征在王德威的具体文学批评论文《艳粉街启示录》中可见一斑，该文将双雪涛的中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里的小说全体抽象为“艳粉街的故事”，并为其深描地理“场景”——“中国东北沈阳市的老工业区铁西区”[7]。但事实上，在这部小说集的十篇小说中，只有两篇写到了“艳粉街”（都在和“铁西”方向相反的“东头”），只有一篇将其当作中心地点来写。如列斐伏尔所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生产出“自身的空间”。[8]当批评家以“艳粉街启示录”之名将文本和城市经验锁闭于作为“老工业区”景观的“铁西区”，实际已经是在生产将自身学术生产景观化的空间。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而文本生产的空间自觉正是《张医生与王医生》展开叙事的前提：

在万豪后面。

这家万豪在世纪交替那十几年里，一直是沈阳最豪华的酒店。从桃仙机场进入沈阳，经过了广阔的开发中的浑南区，还没到浑河大桥的时候，闪闪亮的金顶就已经招摇地在对岸路口翘首以待了。万豪对面是沈阳最早的高级住宅区，河畔花园。1991年3月这家楼盘就在《沈阳日报》上打出广告……[9]

书中故事以凝聚20世纪沈阳——近代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历史的大东区为主要背景，但全书的开篇却是远离这一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沈阳市区，从表征“世纪交替”的新地标着笔，文本里的空间和文本生产者置身其中的空间在此合而为一：“在万豪后面”，两位作者第一次访谈主人公王平医生，《张医生与王医生》在典型的景观／消费社会空间开始了自身的生产。这一空间兴起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末期的城市边缘，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扩张，不仅最终瓦解和替代了工人阶级城市空间，而且使对后者的记忆也成了一种景观。消逝的空间和岁月只有变成具有展览价值的符号，才能被关心“历史文化”的人看见，被孤立聚焦的“铁西区”和被忽视的大东区之间的反差，正是这种景观化逻辑的体现：

在沈阳的另一边，铁西工人村据说有个博物馆，里面锅碗被褥都被分别按照工人家庭、干部家庭的方式一一摆好，成了旅游景点。曾慕芝没听说博物馆这回事。[10]

《张医生与王医生》并未简单将城市工业地理叙事的重心由西侧调整到东侧（铁西区的重要性仍然得以彰显），而是借重大东区同时包含盛京老城关和近代工业区的历史地理特点，有效避免了孤立再现“老工业区”的景观化窠臼。《张医生与王医生》事实上讲述了两类工厂子弟的故事，两位主人公分别是大厂区子弟和非厂区子弟，成长环境有所差异却又密切交织。王平家住在父亲工作的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沈阳规模最大的工厂——职工家属区，即代号“二〇四”的相对封闭自足的世界：“医院、学校、幼儿园、澡堂、副食品商店、运动场一应俱全，当然还有黎明广场的工人文化宫。”[11]与之形成对照，张晓刚家住大东区老城关，父母分别在变电所和印刷厂工作。但少年王平和张晓刚同学六年，构成书中“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故事，显然已打破大厂生活区与周边地方隔离的表象，而王平母亲——“二〇四”主妇曾慕芝的工作更展现出单位与城市兴衰与共的有机织体。曾慕芝是大东电影院的售票员，她的工作空间是《张医生与王医生》着重叙述的工人阶级城市文化空间：

中国院线体系收入大头是单位服务，有闲钱的单位每年都会有工会预算，如果想不出太好的去处，那就给大家包场看电影。这推动力无非是两个，一是工会协助宣传部门的宣传需要，二是这是最透明而且省钱的员工福利。……

单位不行了。……沈阳电影院的生意也就完了。[12]

因此，像老厂区的拆迁一样，老电影院的大规模拆除，老市街的摧毁性改造，同样是工人阶级城市消逝的表征。伴随着国企工人下岗潮和以工人家庭为主的老市民群体逐渐迁出城市中心的地产开发过程，承载20世纪历史记忆的市街地标也在景观社会空间消灭时间深度的扩张中被不断夷平。在地方政府寻求土地迅速交换价值化的主导思路下，老市街被“听天由命”地交付给形形色色的开发势力：

所以，在沈阳你会看到最成熟的中街商业区，巴洛克风格的东风商店为了给嘉阳广场这个购物中心让路，拆掉了，嘉阳广场后来牵扯进黑社会的官司，转手给了香港地产商恒隆，现在被命名为“皇城恒隆”，生意堪忧……[13]

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最直观地展现出景观／消费社会再生产“衰老”的逻辑：新的消费空间和符号很快在过剩危机中成为陈旧之物，等待新一轮除旧布新的投资。在迅速变旧和摧毁旧物已经常态化的语境里，最初的破坏场景转而成为体验自身的衰老的消费主义者们深切缅怀的对象。“东北文艺复兴”话语的核心文本《野狼disco》正是在这一想象性缅怀的秩序中生产和流通，1990年代消费文化的碎片再现于两种来回切换的说唱口音，黑社会腔的东北话和港式粤语歌，既是今日怀旧秩序中两个衰落区域的声音标志，也是世纪之交工人阶级城市瓦解时刻的两种霸权腔调，景观／消费社会的霸权符号废墟湮没了真实历史纵深的废墟，在以遗忘为代价的记忆景观中，未老先衰的消费主体幻想着自己仿佛拥有过的青春。

关于景观／消费城市空间中的主体，《张医生与王医生》直接引述了英国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的“士绅化”批判，即揭示“打造宜居城市”的意识形态性：“宜居”实际是排斥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的宜居”[14]。值得玩味的是，“士绅化”批判的引述者同时是中产阶级文化的认同者，不仅将去工业化的中产阶级消费城市描述为普遍的发展趋势和规范，而且用审美来论证历史，断言“工业化本身就是丑的”[15]。叙述明显自相抵牾，叙述者却仿佛浑然不知，这与其说显现了作者观念的混杂矛盾，不如说是《张医生与王医生》作为一种“非虚构”作品的文体标志，考察这一文体，是探讨主体问题的必要途径。

二 “非虚构”：媒介、主体与代码

在《走向粗糙或非虚构？》一文中，李松睿从现实主义文艺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论述了非虚构文学的风格特质：返乡日记、调查记录等被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仅仅看作是素材的东西”在今天可以直接成为文学艺术作品，非虚构文学因此体现了“通过粗糙抵达真实的艺术发展趋势”。[16]这种“素材作为艺术”的“粗糙美学”几乎可以直接用来描述《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文体风格，它不只是基于调研的报道和传记，更是由访谈实录、日常生活回忆、报刊旧闻、社科著作引文等“素材”文本交错编就的纪实艺术织体，其中，最具当代史质感的文本肌理来自沈阳地方报纸的报摘，1980年代《沈阳日报》的“读者来信”甚至与阿城的《闲话闲说》并置在一起，共同构成世俗生活／艺术的档案。参照数码媒介彻底取代纸媒的写作情境，这种报摘艺术似乎十分契合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环境变迁的论述：“新环境能使此前的旧环境转变为一种艺术形式。文字刚发明时，柏拉图把先前的口头对话转变为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印刷术诞生时，中世纪变成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17]但另一方面，媒介环境并不等于生活环境，旧媒介的素材因此无法自动成为纪实艺术，很多时候，真实的质感来自于对媒介的阅读：

1980年代的《沈阳日报》

有时我们需要从一些新闻背后去揣测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技能，尤其在事隔多年之后，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理清那个脉络——那个被抛弃的脉络。

比如在一次工人纷纷“盛赞”的双向选择中，黎明厂三万名全民固定职工甩掉“铁饭碗”，率先实行了合同制。工人盛赞的理由是让“企业有奔头，个人有盼头，工作有劲头”。（《沈阳日报》，1993年12月15日）[18]

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有两种读报方式，即对1980年代报纸的体认阅读和对1990年代报纸的症候阅读，两种阅读方式的差异表征着报纸和社群关系的变化，1980年代的《沈阳日报》很大程度上是雷蒙·威廉斯所阐述的“地方报纸”——“基于共同兴趣和共同认识，为一个熟悉的群体生产的报纸”[19]，因此报纸的直接摘引即是社群——具体在地的城市工人阶级——生活经验的呈现，而在1990年代市场化中，地方日报已疏离为官方文宣，只有深入到表面文字的“背后”，才能触摸到社群的真实经验。城市工人阶级失去其媒介的过程是社群本身解体的过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种新型媒介体系——威廉斯所说的与“地方报纸”形成对照的“为市场生产”的“全国性报纸”[20]——开始在南方市场化前沿兴起，它致力建构“中产阶级”的想象共同体，而不属于任何具体在地的社群。1990年代之后，很多东北媒体从业者进入了这个新体系，《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第一作者伊险峰正是其中之一，他的媒介阅读因此构成一种媒介自反的提示：读者可以用作者读报的方式来读这本书。

作为两位作者合著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为体认阅读设置的直接障碍（也是症候阅读的突出症候点）是单数第一人称叙述，伊险峰在书后的“说明及感谢”中坦承：“我们曾经为各自的语言风格和行文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第一人称‘我’而颇费踌躇……”[21]但就实际完成的作品来看，最显著的叙事张力并不是来自于两个作者的“我”，而是来自于同一个叙述者“我”（呈现在作品中的讲故事的角色）的不同主体位置：

王平医生在这里开了半天会，把我们约在万豪后面的一家日式海鲜火锅店里。我和他有五个月没有见面，在五个月之前有三十年没有见面。五个月前，我们都参加了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22]

在《张医生与王医生》的开篇处，叙述者“我”和主人公王平一同出场，同一段话里的两个“我们”是“我”的两个身份归属，一是沈阳五中——三十年前工人阶级社群中的学校——的毕业生，二是来自外部的媒体人——知识分子。这两种主体位置的歧异回溯性地投射在对“我们”往事的叙述中，时而认同：“更何况我们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3]时而疏离：“我和X都不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子弟……本来也不大属于‘我们’那个工人阶级圈子……”[24]在“我们工人阶级”的故事里，不带引号和带引号的“我们”分别是两种文本编码的代码标志，即内部叙事的经验代码和外部叙事的命题代码。

对于在市场化时代之前的沈阳生活过的读者，《张医生与王医生》大抵会有一种展卷扑面的熟悉感和亲切感，书中丰富的日常生活叙事让读者和主人公、叙述者共同经历过的岁月如在眼前。而另一方面，所有经验性的叙事从一开始就被试图组织进后设的中产阶级命题：

我们跟张医生解释了我们想做的事。大意是，我们想写一本书，事关一代人的阶层跃迁，想找几个专业人士为主人公，想来想去觉得你挺合适。[25]

张医生和王医生生于1970年代初，正如书中叙述的经验事实，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国营大厂本身就有自己的医院。直至1980年代末（两位主人公入读大学的时间），国企的医疗卫生机构仍是医科院校学生毕业分配的主要去向之一。在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市场化过程中，全国范围内20余万“与地方医务人员同行业、同属性、同责任、同考核标准”的国企医务人员“按企业工人身份办理了下岗、内退、病退、买断工龄等手续”，由此形成延宕二十多年的“企退医”问题。[26]在这场变革之前，医生并不是疏离于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而是有机地内在于工人阶级的社群空间（厂区和城市），之后的社群分化也不是遵循单纯社会分工的逻辑发生，而是在使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向“专业精英”集中的同时，区隔出大量的“底层”劳动者。以分化的结果为逻辑起点，《张医生与王医生》将分化前的工人阶级家庭和个人的一切积极追求都按照“阶层跃迁”的命题重新编码，不仅勤奋学习争取好工作被表述为改换“阶层”的努力，游泳、打篮球、弹吉他等普通文体爱好也成了工人阶级人家是否想要“中产阶级化”的问题——或则看作对“上层阶级人家娱乐和兴趣的致敬”，或则读解为“暗无天日的穷困当中”的“希望”[27]，甚至在想到这种“希望”之前，从呈现社群共同价值的方言俗语里也能读出“脱离”社群的“抱负”：

我在看待张晓翔、杨淑霞、李丽他们对“干净利整”的评价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干净利整有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抱负在里面。甚至，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中这种高于常人的要求和自我要求，所以他们更容易培养一种自律精神，并最终脱离了他们所处的阶级和环境。[28]

在思考“干净利整”这一社群日常用语的含义时，叙述者仿佛只是外来的调研者，所有可调动的语言经验都来自特定的访谈对象，他自己成长过程中更为有机的语言交往经验完全付诸阙如。而对另一话题的探讨，则展现出叙述者的直接社群经验是如何被压抑或规训的：

一直有一个困扰我的有趣问题。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黑龙江和吉林的城市化率依次为54.24%、51.54%和49.68%，在省级行政区的排名中，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和广东省。“如果按（中国）七大地区排名，东北的城市化率则领先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和西南。”（注：刘岩《历史·记忆·生产》；华中，一般指“中南大区”）这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东北既然有这么高的城市化率，拥有发达的工业文明，或者说有着广泛市民基础的城市工人阶级，为什么工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影响力远远弱于农村文化的影响力？产生标签和符号意义的反倒是来自于农业文明的东西，比如赵本山，比如二人转，比如喊麦直播之类。哪里出了问题？[29]

这段论述看起来有些奇怪地引用了拙著《历史·记忆·生产》，引用的内容是拙著中的一个注脚，它所注释的正文恰好是对《张医生与王医生》中这位叙述者感到“困扰”的那个“有趣问题”的直接讨论。[30]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揭示共同经验，而非暗示这位叙述者袭用了拙著的问题意识，因为这种问题意识与其说是个体著作人的思想原创，不如说是“生于1970年代前后”（《张医生与王医生》关注的代际）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子弟的一种普遍经验的表达：我们作为成年人走出东北的时刻，既是老工业基地衰落的时刻，也是赵本山们在中国大众文化中作为东北形象代言人崛起的时刻，这时我们记忆犹新——在我们成长的天地里，没人把那种代言的符号当成过“我们”。值得关注的是，叙述者在感知到这种经验和符号的矛盾之后提出的问题：“哪里出了问题？”这个“哪里”的最终指向，不是用“都市外乡人”符号表述东北人的悖谬的再现体系，而是被悖谬表述的社群本身，叙述者从大众文化的“标签和符号”出发，走向具有相似符号的社会学文本，在文本中发现了社群历史的“本质”：“工人群体组成的社会”是“一种典型的都市里的村庄，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31]

刘老根大舞台

用“标签和符号”替代社群历史经验，正是“东北文艺复兴”话语的一般特征。在首倡“东北学”的《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一文中，王德威试图以雷蒙·威廉斯的概念“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又译“情感结构”）来指称“东北”：

“东北学”里的东北从地缘座标的指认开始，却必须诉诸“感觉结构”的描绘与解析。召唤“东北”也同时召唤了希望与忧惧，赞叹与创伤。从松花江到北大荒，从杨子荣到赵本山，从溥仪到雷锋，从《生死场》到《铁西区》，东北不只是地理区域的代名词，而有了群体文化的象征性，也引导我们省思其中的政治和伦理、心理动机。[32]

“感觉结构”固然是描述具体社群（地方、阶级、世代）经验的有效概念，但在风马不接的符号间穿凿（“从杨子荣到赵本山，从溥仪到雷锋，从《生死场》到《铁西区》”），却凿空了这个概念——没有勾勒出任何真实的“群体文化”，而是用“东北”这根空洞能指的捆绳，把不同脉络的文本和话题拉扯到了一起。《张医生与王医生》中的叙述者也常运用这种穿凿—拉扯的文法：

一个抚顺青年，偷了双卡录音机一台，录音带十八盒，从抚顺逃到沈阳，四个小时后落网，本来他准备乘火车前往大连。即便当年大家警惕性并不高，但一个拎着双卡录音机的旅行者难免要被抓个现行。

替《教父》辩护的人，会说这并不是写一个犯罪黑帮，而是写一个男人的成长；为《黑道家族》辩护的人，会说这是一个一直在追寻自己人生意义的男人的故事。波希米亚的青春期男生，工人阶级的年轻人要个性化……[33]

但不同于“东北学”或“东北文艺复兴”话语的学术文本，在作为非虚构文学文本的《张医生与王医生》中，叙述者本身是一个被表现的角色，一方面，他的东拉西扯不时与大众文化脱口秀中的“东北讲述人”如出一辙；另一方面，他又在跨场域讨论社科学术命题，前者对后者显然构成了解构或反讽。由此可以发现，除了经验代码和命题代码，《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文本编码还有第三重代码——自反代码。

这三重代码共同编码了《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粗糙美学”。经验代码的“粗糙美学”即前述“素材直接成为艺术”。在命题层面，叙述者不断突出东北／工人阶级文化的“粗糙”“粗粝”“粗犷”“粗颗粒”“粗线条”，以此表述这一社群的“人文（阅读／精神／素质）的缺失”，而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在编码的关键环节，命题代码自身的“粗糙”被反讽性地表现出来。在定义“人文”这一核心概念时，叙述者引用了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著名开篇——讥讽美国大学自由派将相对主义（“不要认为自己完全正确”）当作“唯一美德”[34]——但把意思完全弄拧了，以致反讽意义上的“美德”成了美德本身：

如果我们为人文定义，或者说为一种素质定义，布鲁姆说的“不认为自己完全正确”是一种能力。[35]

《张医生与王医生》通过表现一个无法读出反讽的叙述者，生产出了一种自反的“粗糙美学”——用凸显“粗糙”（作为“人文”的他者）叙事破绽的“粗糙”鼓励读者拆解旧命题，生产新叙事，从而使自身成为罗兰·巴特所说的“可写性文本”。最早使这种“可写性”实证化的，是作品腰封上的书写，出版者为书籍加装腰封，相当于对书的第一次生产性阅读。《张医生与王医生》一书的腰封上写了六位推荐人，其中两位直接构成了“东北／工人阶级人文缺失”的反叙事，即两位来自沈阳工人家庭的小说家——班宇和双雪涛，在他们的小说里，进行“人文阅读”的工人和工人子弟形象俯拾即是。还有一位推荐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当他为这本书写下“既切肤又旁观的历史感”的推荐语时，或许已经想到，自己的第一个研究生、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知名策展人王抒同样来自沈阳，他是张医生与王医生的同龄人，像张医生一样有一位爱读书的工人父亲（在书中不被张医生兄妹认同），在父亲熏陶下从小爱上了文史。王抒在沈阳一中——大东区的另一所省重点——做了八年语文老师后，考入北京大学魏晋南北朝史专业读研究生，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老乡阎步克教授的感召，他在1978年从沈阳鼓风机厂考入北大历史系。

从《张医生与王医生》写到王抒老师，并非笔者的自由联想，而是尝试直接回答两位作者提出的问题，他们在《“两个医生”之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读解）一文中，把讲述王抒的故事当作文本生产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探寻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社群养成：

虽然所有信息都是来自于他人——我们至今并不认识——但在想象当中，他工作七八年之后选择重新做学生，也就是大约在千禧年前后，他的家庭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如何看待学校里的工作，如何看待沈阳，是否考虑家庭意见，他的原生家庭有什么特征……[36]

书籍腰封和作者读解都是作品的增补文本，这种增补使原文本的自反代码更为清晰地显现为新故事的积极生产条件，如罗兰·巴特所说：“文学作品的目的（文学作为作品的目的）是使读者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成为文本的生产者。”[37]对《张医生与王医生》更为深入的探讨无疑应在这一前提下展开。

三 多义的“社会”与

社会想象中的父亲母亲

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三重代码的文本中，有一个常用词（同时属于日常生活词汇和常用学术词汇）被编码得扑朔迷离，各种意指错综纠结，对它的解码，不啻是解读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词，同时也是厘清我们自身的社会感知和想象。这个词就是“社会”。

在作品经验叙事的层面，“社会”首先是个体在家庭之外的创伤体验的代码。从张晓刚童年打酱油被冤枉没给钱，王平初中莫名失去保送资格，到张医生与王医生作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种种烦恼，叙述者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与各种“社会”环境大大小小的磕碰讲得鲜活而生动。与此同时，他为这些不同性质的创伤体验的主体赋予了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一个文化研究命题的代码，即“奖学金男孩”。这是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在其名著《识字的用途》中提出的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英国教育福利制度草创阶段少数工人阶级优等生的认同焦虑，他们依靠奖学金进入以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为主要生源的文法学校和大学，逐渐脱离自己的阶级，但同时又无法融入新的环境，在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攀爬过程中，有一种“再也不属于任何群体的感觉”，“如果他要‘继续下去’，他就不得不变得越来越孤独”[38]。《张医生与王医生》用“奖学金男孩”概念讲述生于1970年代初中国东北的主人公“进入社会”的故事，理由是“30年代的英国与八九十年代的沈阳有很多相似之处”。[39]这里的命题陈述使用了一个自反代码：沈阳的1980年代与1990年代已经难以同日而语，遑论1930年代的英国。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

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事实上，不仅理查德·霍加特将《识字的用途》的描述范围明确界定为与自己成长经验密切相关的英格兰北方城市[40]，文化研究的另一位奠基人、出身威尔士工人阶级家庭的雷蒙·威廉斯更是直接指出了英国内部的区域差异：“霍加特谈到自己童年的感受，人们说他‘聪明’，带有某种奇怪的含义。我的经验则完全不同。聪明，赢得奖学金或者写书，这些都没有什么错。……与英格兰相比，威尔士历史上出身贫穷家庭的知识分子数量要多很多，因而这种社会身份的变动并不被视为是奇怪的或异常的。”[41]威廉斯认为不存在可以抽象移植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真实的社会必然会根据构成它们的个体组织类型而有所变化。”[42]显而易见的是，1980年代沈阳与1930年代英格兰的差异并不比1930年代的威尔士更小，工人阶级子弟考入沈阳五中这样的重点高中不仅不奇怪，甚至没有“社会身份的变动”，因为他遇到的是同样学习好的工人阶级同学，学校有机地内在于社群，不存在上层阶级为“底层”幸运儿而设的奖学金制度，“奖学金男孩”自然也无从谈起。

《张医生与王医生》表述“奖学金男孩”命题的另一个自反代码本身是一个命题代码，即“单位制的熟人社会”，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主人公在世纪之交完成学业之后，进入的竟是和父辈一样的“社会”：

在王平和张晓刚进入社会的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里，“单位办社会”已经进入到改革范畴，不再是受鼓励的行为。但它还在沈阳这种单位制重镇里继续发挥作用。人的单位所有制、人被束缚在单位之中，这种从王宝臣时代就存在的现象仍然清晰可辨。……

现代文明的最大特征是陌生人社会的形成，而单位制度的活跃反其道而行之，它力图维护的是一个熟人社会。[43]

叙述者似乎完全忘了，在他最初发给张医生和王医生的访谈纲要里，一个重要的命题是“传统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再造”[44]，如果单位制的熟人社会从王宝臣（王医生的父亲，1942年出生）工作的时代到新世纪一直“活跃”，那么何谈“瓦解与再造”？自反的命题叙事鼓励读者进一步思考：在市场化过程中被“瓦解”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被“再造”的又是什么？

以沈阳为主要田野调查对象的青年学者谢雯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东北单位制社会的变迁，她发现，1990年代后期的市场化在瓦解原有的国企单位体系的同时，造就了一个两极化的就业结构，一端是低技术含量的非正式工作，另一端是权力扩张的政府事业部门和少数超大型国企，在这一两极化结构中，“熟人关系”的作用不是减小了，而是极大增强了。对于这一现象，谢雯的理论概括是，“市场化改革没能使东北社会从曾经的单位制社会转变为以市场契约精神为主导的市场社会，反而转变成了熟人网络社会”。[45]而早在这一转变的起始阶段，汪晖就借重卡尔·波兰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的理论对“市场”和“市场社会”进行了明确区分：“如果说市场是透明的、按照价值规律运行的交换场所，那么，市场社会则要求用市场的法则支配政治、文化和我们的一切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运作是和垄断的上层结构无法分离的。”[46]从这个意义上说，寻租盛行的所谓“熟人社会”正是市场社会内在法则的显现。换言之，市场社会和市场本身的状况（规模与活力）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交换价值的逻辑从有边界的商品交换场所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扩张的结果，被这一逻辑支配的领域越多，“熟人社会”的特征越明显。

在《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经验事实叙述中，两位医生在新世纪加入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位：王医生通过“好大夫”网站接活儿赚钱，筹谋可以交换资源的人脉；张医生把“有钱人也愿意有医生做朋友”和“不能独自进晚餐”变成了格言。与两位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努力让自己越来越“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工人阶级父亲从不曾做过这种努力，而是“一劳本神”地在单位工作，同时脱离“熟人社会”：

我爸事业心强，有点傻。社会交往不行，是个缺陷。没办法融入这个社会。好比逢年过节，把东西准备好，该送谁送谁。到我这个年龄，得想这个事。[47]

王医生这样比较自己和父亲——黎明厂劳模王宝臣。而张医生的父亲电工张岐则是昼夜三班倒，一有空闲就读书，他被全家人看作“跟社会脱节”的书呆子。叙述者称这两位老工人是“失败的父亲”，并把他们象征化地描述为沈阳“城市转型失败的一部分”——“一系列失败的工厂、失败的转型、失败的改革、失败的老工业基地”[48]，这无疑是根据1990年代市场化的结果所做的否定判断。但问题在于，在所谓“社会转型”之前，工人阶级父亲如何可以做到“不社会”，相对于他们的儿子——后来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们既是更纯粹的单位人，也是更彻底的非“社会人”（《张医生与王医生》中的方言术语，即东北方言中指称“熟人社会”主体的专有名词，尾音平舌儿化），由此来看，单位制非但和“熟人社会”没有任何必然关联，而且为个体摆脱“熟人社会”及其主体焦虑提供了条件，那么，提供这种条件的社会究竟应当如何阐述？叙述者对此以反讽的笔触一笔带过：

那时候，中国城市实行的是如今自由派们梦寐以求的“小政府，大社会”，只是社会掌握在单位手里。[49]

作为“可写性文本”中的功能角色，叙述者仍表现为不善于读解反讽，即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写的是一个自反的反讽——严肃的命题叙事。这里所说的“大社会”，本义是指自由主义想象中以理想型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而以公有制单位替换私有制市场主体的市民社会，对于这种想象来说是怪诞的，因而具有反讽意味。然而在这种自由派视野之外，确立共同所有前提下的个人所有，扬弃被现实的市场社会异化的市民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脉络的市民社会理论的题中之义，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派”的代表人物平田清明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民权利”体现在共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用以衡量劳动的劳动时间标准，是在个体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中，直接地、具体地对劳动者的个体劳动进行度量，而非在劳动过程之后，由货币从外部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即产品的抽象的商品价值进行度量。”[50]结合《张医生与王医生》中的方言术语来说，在1980年代改革初期的沈阳，对于单位制生产关系中的个体劳动者而言，“一劳本神”地在单位岗位上工作，就能直接实现自己劳动的价值（足以让自己和未成年家庭成员得到一般社会水平的再生产的价值），而无须像“社会人”一样去经营“关系”——使日常生活和交往整体卷入交换价值逻辑支配的关系网络。市场社会是使人异化疏离的熟人社会，单位制的市民社会则是保障劳动者的独立和余暇的有机社会。

因此，尽管两位工人阶级父亲工作的时代没有实行双休日，尽管王宝臣是劳动模范，张岐昼夜三班倒，和世纪之交进入“社会”的子一代相比，他们仍显“闲散”，前者晚饭后常在路灯下打扑克，后者总是在读“闲书”。在子女们的访谈和回忆中，父亲的这种“闲散”被视为对家庭不负责任（不干“有用”的事），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母亲成了为全家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在“社会”中筹策打拼的形象。《张医生与王医生》一方面循着访谈对象的回忆视角建构了关于“父亲的角色”和“母亲的社会”的命题叙事，另一方面又以自反代码表明这种回忆的不可靠性。如张家人都记得，张晓刚的母亲杨淑霞无法忍受丈夫张岐倒班休息在家看“闲书”，遂命其走街串巷收劳保手套卖钱，但究竟是什么年代家里需要做电工的父亲上街吆喝“手套换钱”，全家人的记忆却出现了巨大的分岔——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中期一直岔到1990年代初，叙述者的措辞也在“挣外快”和“贴补家用”间游移。唯一可以确定的是，1990年代前期，“杨淑霞和张岐的职业生涯双双陷入困顿，杨淑霞只有很难定期发放的每月五十块的不知道什么名目发的钱，张岐略好，每月一百二十元”。[51]杨淑霞在单位濒临倒闭之际，开始在一家私人印刷厂打工，直到这时，“母亲的社会”才毫无疑义地成为家庭的刚需。

张晓刚和王平分别在1994年和1995年——家庭已然或即将陷入困境的年代——入职沈阳最好的医院，十分突出地体现了生于1970年代初的工人阶级子弟大学生的幸运。但《张医生与王医生》关于主人公家庭在1990年代的短暂困境的书写，仍然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80后工人子弟的小说形成了互文关系，叙述者根据“东北文艺复兴”话语将这些作家的作品称为“东北伤痕文学”，而他实际所讲的故事却恰好解构了关于东北／工人阶级的主流“伤痕”建构。确切地说，这一主流建构是以“工人下岗”为伤痕景观（“铁西区”或废墟景观是其空间对应物）的“父亲”叙事：“工人”不是指涉以特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父亲之名，而只是男性叙述主体的父辈创伤性的身份符号。以这种叙事模式读解80后东北工人子弟作家的小说，文本中一切具体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及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迁，最终都被时代和群体标签下遭遇中年危机的男性形象替代，以至于有研究者体认到，按照这个逻辑读下来，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小说已经和东北／工人家庭的真实经验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只剩下一个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父亲”认同装置：

最终每个儿子总是多多少少会长成父亲的样子。……其实不仅仅是儿子，女性在步入社会之后似乎也难免对父亲多些同情。那可能并不仅仅因为子女在此时本就趋于成熟，还因为客观而言，在长久的文化传统中，父亲的形象的确更偏于社会性，因此当一个人开始感受到世事艰辛的时候，便比较容易将心比心，理解“父亲”。[52]

而《张医生与王医生》与80后东北工人子弟作家小说的互文性，不仅瓦解了抽象的认同装置，凸显出东北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的历史对所谓“长久的文化传统”的深刻改写，更展现出父亲和母亲作为具体社会性角色的历史变迁。一方面，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母亲照亮了双雪涛和班宇最好的小说里容易被忽视的角色：在《平原上的摩西》和《逍遥游》中，女主人公的母亲——李斐的母亲和许玲玲的母亲——都是被悼亡的家庭内外职能的承担者，正是母亲在剧变来临之前或之后离世，使父亲或主动或被动地独自成为沉重的家庭命运的负荷者。另一方面，80后工人子弟作家的小说也是理解《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父母故事的前文本：如果说，对于单位制有机社会中的家庭，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功能是由作为双职工的夫妻双方共同分担的，那么，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在市场社会中维系原子化的核心家庭，无论对于父亲还是母亲，都是全新的天职，谁能真正承担起这个新天职，不同的家庭无法一概而论。

班宇：《逍遥游》

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除了父母角色的互文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伊险峰、杨樱合著的非虚构作品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小说共同呈现的“闲书”阅读者谱系：有在值夜班时读书的电工（《张医生与王医生》），有在吊车上读书的操作员（《空中道路》），有在房顶自己读书的父亲（《飞行家》），有在炕上给邻居家孩子讲《出埃及记》的母亲（《平原上的摩西》），有在大街上给亲戚孩子讲《海底两万里》的大姑父（《仙症》），凡此种种，包含丰富的有关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信息，既是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也是当下语境中对别样生活方式的想象，因此蕴含未来的维度。《张医生与王医生》不仅是书写“闲书”阅读者的文本，而且是一本关于阅读本身的书，它反身揭示出，关于这种阅读者的经验和记忆为何常常被排斥：

张慧娟已经过了对婚姻最失望的阶段。

她想起自己的父亲，形容父亲和自己的丈夫一样，都是婚姻中的既得利益者。……回到母女关系里的时候，杨淑霞还是说女儿像父亲……

但是大哥张晓翔在那一年去加拿大探望过妹妹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她性格跟我母亲特别像，属于那种特别有领导力的，一般人都看不上。”[53]

全球市场社会的发达北方，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被表述为中国东北视野里的“南方”（包括上海、香港等都市的东南发达地区）延长线。在市场化过程中，“南方”逐渐成为东北人的边疆神话，不仅是空间方位，而且是时间前沿，寄托着辽远的自我实现的希望。张晓刚的妹妹张慧娟一直梦想远离家乡和母亲的控制，但当她真正抵达“边疆”时，却越来越认同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同时排斥“闲散”的父亲，认同和排斥都无关性别，而是事关在市场社会中维持一个核心家庭的再生产。边疆神话的不懈追求者最终触摸到的是市场社会的局促疆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早已是“南方”的一部分，因而在《野狼disco》的怀旧景观里，东北和香港成了一回事，由此可以发现，“东北文艺复兴”的表述和消费主体是习性（habitus）意义上的“南方”中年人。在这种市场社会塑造的习性里，关于“不社会”的历史记忆被深深潜抑，中年心态的“社会人”被由衷体认。只有尝试卸去这浸透疲乏的习性装具，东北／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经验和父亲母亲的人生经历，才可能作为活着的历史厚植我们朝向未来的记忆。

【注释】

[1]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像大多数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表述一样，《张医生与王医生》用这个概念直接指称一批文艺作品，而正是这种直接指称表明，这些作品是以“东北文艺复兴”话语为中介被读解的。

[2]参见拙文《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

[3]《文学辽军“铁西三剑客”研讨会在北京举行》，http://www.liaoningwriter.

org.cn/news-show-637.html.

[4]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2.

[5]辛阳、胡婧怡：《他们，在同一文学时空相逢》，《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4日。

[6]董子琪：《谁在书写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界面文化”公众号，2019年12月31日。

[7]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8页。

[9]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11页。

[10][11][12]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432、56、284页。

[13]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68页。中街位于沈河区清盛京故宫后身，清初按“前朝后市”格局兴建。东风商店建于1928年，原名泰和商店。一种说法是，1999年建嘉阳广场时拆掉的老建筑并不是东风商店，2006年建恒隆广场时将嘉阳广场和东风商店一起拆掉。

[14][15]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66、61页。

[16]李松睿：《走向粗糙或非虚构？——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六》，《小说评论》2020年第6期。

[17]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18]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205~206页。

[19][20]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26、326页。

[21][22][23]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533~534、12、115页。

[24][25]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119、12~13页。

[26]李彬：《关于妥善处理“企退医”问题的建议》，http://www.cndca.org.cn/mjzy/lxzn/

czyz/jyxc/1296742/index.html.

[27][28][29]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322、321、255页。

[30]参见拙著《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122页。

[31]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255页。

[32]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33][35]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186、488页。

[34]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36]伊险峰、杨樱：《“两个医生”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

[37]Roland Barthes, S/Z, Hill and Wang, 1974, p.4.

[38][40]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48~350、51页。

[39]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144页。

[41]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42]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43][44]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381、21页。

[45]谢雯：《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46]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47][48]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225、254页。

[49]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237页。

[50]平田清明：《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丁瑞媛译，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9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51]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297页。

[52]丛治辰：《父亲：作为一种文学装置——理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一种角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53]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473页。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原载于公众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感谢作者刘岩老师和公众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左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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